龙川县福建会馆
为数百名文化名人提供庇护

在抗战时期“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中，福建会馆成为文化名人赴内地的重要中转站。

福建会馆结合展览主题，设置了邹韬奋、柳亚子和茅盾3尊铜像。

　　在龙川县老隆镇华新路，鳞次栉比的商铺民居之中，一座古朴肃穆的建筑静静矗立，门上“福建会馆”四个大字显示了它的特殊身份。这座土木结构三进院落式建筑，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原是福建籍王氏商人筹建的同乡会会址，“福建会馆”的名字由此而来。在抗战时期“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中，福建会馆成为文化名人从香港赴内地的重要中转站。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华侨工委委员、大营救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连贯，当时在此办公，精心安排和指挥了这场民主和文化人士大转移行动。

　　历时半年多的大营救，最终实现“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目标，为中华民族、新中国保护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营救名人之一的茅盾曾评价：“这次营救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如今的福建会馆修缮一新，以翔实的历史材料，展现了在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的救亡担当和崇高使命。

　　历史故事——

　　周密部署营救工作

　　步入福建会馆，结合展览主题设置的3尊铜像格外引人注目。讲解员谢雪茹介绍，这3尊铜像分别是邹韬奋、柳亚子和茅盾。抗战期间，在中共中央指挥部署、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主导下，茅盾等人作为第一批从香港沦陷区撤离的文化名人，经过老隆时，曾在福建会馆短暂停留。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当时，因“皖南事变”来到香港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有800多人，处境极其危险。这批文化名人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人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营救。廖承志、连贯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立即部署营救工作，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

　　经过一番周折，1942年元旦，营救工作拉开序幕。沿着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打通的秘密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3人先行突围离港。他们一路检查和布置接待、转送工作，仔细研究从香港九龙到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路线、警戒等情况，最终确定了撤退营救工作分水陆两路同时进行。福建会馆展厅内的资料显示，当时共有5条撤离路线，除少数人取道五邑、广州的两条西线撤离外，大部分都是通过3、4、5号线经龙川中转，然后被护送至大后方。

　　老隆成为大营救的重要中转站

　　作为中间站，老隆担负着极其重要的接待和转送任务。抗战时期的老隆，水陆交通方便，是广东东部甚至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而位于老隆的福建会馆，又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历史使命由此落定。当时，连贯坐镇福建会馆，亲自部署和组织文化名人转运工作。

　　1941年除夕，第一批文化名人茅盾夫妇、廖沫沙、韩幽桐等抵惠州。之后，陆续有大批人员到来。紧接着，我党地下工作者便将他们从惠州经东江水路护送至老隆。文化人士抵达老隆后，设了两条营送线，一线是老隆—兴梅—大埔—闽西南，胡一声（驻兴梅）负责沿途随行等工作；另一线是老隆—曲江（韶关）—衡阳—桂林（后往重庆），由乔冠华（驻韶关）运筹安排，两线均由连贯（驻老隆）负总责。

　　老隆至韶关这一线，主要是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以“争取中间势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商行所发展的社会关系，秘密组织掩护而完成接送任务。当时，老隆福建会馆旁有两间商行，义孚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既是办事处又是营送联络点。特别是侨兴行，在粤、桂、湘等省均有其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为疏散护送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茅盾自传》中描写到，在逃亡时，茅盾化名孙家禄，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安排下，挤上一条大木船，沿东江逆流而上，于元宵节到达老隆。第二天，茅盾等人以“义侨”身份搭上一辆去曲江的军用卡车，途经忠信，历经两个月终于到达桂林。

　　“多数文化名人在老隆稍作停留后，便被安排以难民身份乘坐侨兴行的汽车前往韶关，唯独邹韬奋例外。”讲解员谢雪茹说，邹韬奋和茅盾原本都是第一批撤离香港的文化名人，但因国民党对他发出了通缉令，各地严加搜捕，并扬言“一经发现，就地枪决”。邹韬奋不得不沿途潜伏，抵达老隆时已是1942年6月。如何帮助邹韬奋逃出险境，成为一大棘手问题。侨兴行经理陈炳传见情况危急，将邹韬奋乔装成到乡间躲避战火的大股东，秘密安置在梅县江头村家中，滞留了数月，直到9月下旬才找到机会，安排他返回老隆撤往韶关。1942年11月，邹韬奋经历了10多个月的生死突围，才到达苏北解放区。作为最后一位成功获救的文化人士，他的脱险，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实现了“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目标，取得了全面胜利。“此次大营救行动，共有300多名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穿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乘船沿东江逆流北上，平安到达老隆，顺利转移到大后方。”谢雪茹介绍道。

　　旧貌新颜——

　　会馆变身纪念馆

　　年接待参观者5万多人次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福建会馆不仅是“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重要中转站，还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地。1923年春至1925年秋，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曾驻福建会馆，在龙川大力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秋，军阀陈炯明辖下的海丰县县长逮捕了当地多位农会干部，彭湃与何长工、林务农等人与陈炯明部下在此进行谈判，最后成功救出农会干部……

　　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尽，如今的福建会馆已成为广东省及河源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福建会馆变身纪念馆，通过展板、情景塑像、文物展示等形式介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营救民主和文化人士做出的周密部署，以及文化名人在大营救中创作的文学作品，让参观者得以全面了解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情况。

　　“会馆每年接待参观者5万多人次，并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青少年就有2万多人次。”福建会馆现任馆长黄跃介绍，今年“七一”后，会馆展陈将进行升级和重新布展，通过创新展陈手段，综合运用声光电、VR技术等，增强与观众的互动，并重点挖掘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历史，突出香港文化名人和抗日爱国人士大营救的主题定位，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记者探访——

　　为新中国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给新中国留下了无法估值的财富？从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得知，当年许多获救的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后来都成为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被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特伟创作出《小蝌蚪找妈妈》等脍炙人口的美术片作品，成为国产原创水墨动画片的创始人；丁聪成为著名漫画家，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绘有《阿Q正传插图》《四世同堂插图》等作品……文化名人大营救延续了中华文脉，给新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重视人才、尊重知识的政策。

　　营救行动也得到了地方百姓的掩护和支持。在采访中，老隆镇水贝村党支部书记黄玉燕向记者分享了祖父黄居来生前常和他讲起的往事：黄居来年轻时是一名摆渡人，因为力气大，是撑船的一把好手，每到水流湍急时，都派他去撑船。老隆组织转移香港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之时，黄居来就多次撑船将转移对象送到东江对岸的水贝村藏匿。有一天夜里，遇到军警巡查，黄居来不顾敌人鸣枪警告，黑暗中被一颗流弹打中了左小腿，仍坚持将人安全送到对岸。黄玉燕说，爷爷去世时，在火化的骨灰里还发现了一块弹片。

　　有感于在大营救中中国共产党和百姓的付出，不少文化名人创作出了诗歌、散文记录这段历史。张友渔、夏衍等人曾联名作诗赞叹道：“当年受命拯精英，虎穴深藏绝险情。筹策偏多凭妙算，奇谋未少借神兵。何惊狂寇张罗网，尽救文豪出贼城。生死身同天下士，念公谁不为心倾。”茅盾的《脱险杂记》、戈宝权的《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廖沫沙的《东江历险长留念》文章也生动记录了大营救中的感人细节。这些作品，都成为我们百年辉煌党史的生动注脚。